劉啟瑞——揚州寶應進士
我國一場科舉考試，在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舉行，錄取為進士的名單中，隸屬揚州府的舉人有兩名，一名是泰州人沈秉乾（當時屬揚州府）；還有是三甲第五名寶應的劉啟瑞。
劉啟瑞，江蘇寶應人。字翰臣，號韓齋，出身于寶應的豪門之家，家族中出過不少進士。劉啟瑞初入仕途，任內(nèi)閣中書、侍讀，因為肚皮里喝過不少墨水，宣統(tǒng)年間，被派去整理內(nèi)閣庫藏檔案。雖說是個苦差使，但視書如命的他，倒也沒有感到不爽。此時，皇城剛經(jīng)歷了八國聯(lián)軍的洗劫，清室日薄西山，岌岌可危，內(nèi)廷管理混亂不堪。劉啟瑞在為皇家服務的同時，沒忘記給自己撈點小便宜，見到自己喜歡的什么好書，便偷偷夾帶出門，占為己有。
劉啟瑞“生于末世運偏消”，混跡官場不久，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他只得賦閑回家，呆在皇城當寓公。幸虧藏書甚豐，名氣已跟著上來了，優(yōu)哉游哉，小日子過得還不賴。劉啟瑞給自己的書齋起名為“食舊德齋”，藏書之豐，享譽京師。從經(jīng)濟利益考慮，劉啟瑞把一部分藏書轉手出售，買主傅增湘，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大家（曾是《平復帖》的收藏者）。后來，傅增湘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和家鄉(xiāng)重慶圖書館的大批善本圖書中，宋版《王文公文集》、元刻本《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》等珍貴古籍，原系宮廷收藏，又都曾是劉啟瑞的藏品。
劉啟瑞聞名于史學界，是后來的事。替他吹喇叭的，是他的兒子劉文興，也算是名學者吧。民國時，出版了一部書叫《多爾袞攝政日記》，原名《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》，據(jù)說是劉家祖?zhèn)鞑仄贰３霭媲?，民國三十六年?947）劉文興在報上發(fā)表題為《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》，說他父親劉啟瑞“奉朝命檢庫藏”，“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，攝政王致史可法、唐通、馬科書稿等，遂以聞于朝，迄今猶藏諸故宮博物院。”此言一出，立刻引起轟動。多爾袞與孝莊太后的風流韻事，說法甚多，史學界難有定論。“太后下嫁”是大眾關心的熱門話題，此類新聞自然很吸引人的眼球。既然前朝進士劉啟瑞親眼目睹“下嫁詔書”，此事應該有了“鐵證”，不必再費口舌爭論。但是，后來的學者多數(shù)持不同意見，認為劉的說法不靠譜，因為多年過去了，從未有另一個人說見過這份檔案。清史專家閻崇年說：“歷史這個事情不是僅憑一個人說，就能下定論的。而且至今沒有看到當時的記載，也沒有看到所謂的‘太后下嫁’詔書，可以說這根本沒有任何依據(jù)。”看來，劉文興的話真的不靠譜，很可能是出于以推銷出版物為目的的自我炒作。
作為一名末科的進士，劉啟瑞擅長寫作，可惜他的文稿，刊印面世的不多，有關著述名錄，藏于北京某圖書館。
信息來源：www.yzmpos.com 信息整理：揚州拓普電氣科技有限公司
劉啟瑞，江蘇寶應人。字翰臣，號韓齋，出身于寶應的豪門之家，家族中出過不少進士。劉啟瑞初入仕途，任內(nèi)閣中書、侍讀，因為肚皮里喝過不少墨水，宣統(tǒng)年間，被派去整理內(nèi)閣庫藏檔案。雖說是個苦差使，但視書如命的他，倒也沒有感到不爽。此時，皇城剛經(jīng)歷了八國聯(lián)軍的洗劫，清室日薄西山，岌岌可危，內(nèi)廷管理混亂不堪。劉啟瑞在為皇家服務的同時，沒忘記給自己撈點小便宜，見到自己喜歡的什么好書，便偷偷夾帶出門，占為己有。
劉啟瑞“生于末世運偏消”，混跡官場不久，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他只得賦閑回家，呆在皇城當寓公。幸虧藏書甚豐，名氣已跟著上來了，優(yōu)哉游哉，小日子過得還不賴。劉啟瑞給自己的書齋起名為“食舊德齋”，藏書之豐，享譽京師。從經(jīng)濟利益考慮，劉啟瑞把一部分藏書轉手出售，買主傅增湘，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大家（曾是《平復帖》的收藏者）。后來，傅增湘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和家鄉(xiāng)重慶圖書館的大批善本圖書中，宋版《王文公文集》、元刻本《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》等珍貴古籍，原系宮廷收藏，又都曾是劉啟瑞的藏品。
劉啟瑞聞名于史學界，是后來的事。替他吹喇叭的，是他的兒子劉文興，也算是名學者吧。民國時，出版了一部書叫《多爾袞攝政日記》，原名《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》，據(jù)說是劉家祖?zhèn)鞑仄贰３霭媲?，民國三十六年?947）劉文興在報上發(fā)表題為《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》，說他父親劉啟瑞“奉朝命檢庫藏”，“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，攝政王致史可法、唐通、馬科書稿等，遂以聞于朝，迄今猶藏諸故宮博物院。”此言一出，立刻引起轟動。多爾袞與孝莊太后的風流韻事，說法甚多，史學界難有定論。“太后下嫁”是大眾關心的熱門話題，此類新聞自然很吸引人的眼球。既然前朝進士劉啟瑞親眼目睹“下嫁詔書”，此事應該有了“鐵證”，不必再費口舌爭論。但是，后來的學者多數(shù)持不同意見，認為劉的說法不靠譜，因為多年過去了，從未有另一個人說見過這份檔案。清史專家閻崇年說：“歷史這個事情不是僅憑一個人說，就能下定論的。而且至今沒有看到當時的記載，也沒有看到所謂的‘太后下嫁’詔書，可以說這根本沒有任何依據(jù)。”看來，劉文興的話真的不靠譜，很可能是出于以推銷出版物為目的的自我炒作。
作為一名末科的進士，劉啟瑞擅長寫作，可惜他的文稿，刊印面世的不多，有關著述名錄，藏于北京某圖書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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